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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春花:管理研究與管理研究學者的價值思考

           

          如果作為管理研究學者,未關注到這些真實的管理對象,未能真正接受和理解這一事實,我們又怎么可能真正擁有對管理理論與知識的自信呢?...



          導讀:如果作為管理研究學者,未關注到這些真實的管理對象,未能真正接受和理解這一事實,我們又怎么可能真正擁有對管理理論與知識的自信呢?

          我是幸運的。置身于中國改革開放浪潮下的珠江三角洲這片熱土,擁有長期近距離觀察企業的機會。更有幸的是,曾出任山東六和集團總裁和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這些直接的管理實踐,讓我更清晰地理解管理研究與管理實踐之間的融合度,也為我能夠展開研究奠定了豐厚的企業實踐基礎。

          于我而言,最大的幸運是一直可以保有作為一名管理學教師和研究者的身份,與眾多商學院學生一起學習、交流,見證和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企業的成長與進步。

          這些經歷無疑給了我巨大的幫助,讓我能夠通過企業的成長去透徹理解管理理論的價值,找尋理論的本質內涵,發現和發展管理理論與研究的真正意義。

          但是,在持續的研究和企業實踐的過程中,我也不斷被問詢兩個問題:

          第一,研究會帶來什么?

          第二,研究學者會帶來什么?

          我以自己的研究經歷來試著回答這兩個問題。

          研究會帶來什么?

          20多年前,我把自己的研究目標確定為研究“中國本土企業成長模式”時,我和我的團隊開始對這個研究進行漫長、艱難的思考,其產品就是《領先之道》一書。

          這本書的內容是對中國企業成長的分析,在其中,我們試圖回答這些問題:一些中國企業為什么可以成為領先者?在其成長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么?其影響因素是否可以讓其他企業借鑒?

          對這三個問題的追問和探討,持續了將近30年,我們持續給出階段性答案,這些答案幫助到一些企業成長,也幫助了我和我的團隊成長。

          更重要的是,我和我的團隊不斷與企業互動,融入教學、研究中,讓更多人去關注這三個問題,去尋找屬于自己的答案。將近30年的研究,讓我可以真切地理解到研究帶來的貢獻到底是什么,研究本身給我的幫助是什么。

          德魯克先生認為,管理研究要解答實踐問題。能提出管理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并解決, 是管理學進步的標志。在其一系列經典著作中,德魯克回答了管理實踐研究中最根本的問題:管理作為獨特的組織活動如何設定自己的結構?管理中如何面對人?管理決策的依據是什么?管理的范圍如何界定?管理實踐界定的標準是什么?管理的成效如何評價?

          當德魯克先生清晰、準確地回答了這些問題的時候,管理實踐所取得的成效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項創新。而對于管理教育應該如何具有價值,德魯克先生認為應該讓管理者“可以把課堂上學的東西立即運用到他們的實踐中,同時把他們在日常工作中的經驗和問題拿到課堂上進行討論分析”。
          在點評先生的信件時,我以“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動”這句話作為結束語。德魯克的思考是如此貼近管理實踐的真實情況,以至于后人的重要觀點幾乎都可以從其思想中找到根源。

          德魯克的思想可以被不同的人和組織所接受并應用于不同領域,正是源于他對管理本質的界定:“管理是一種實踐,其本質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驗證不在于邏輯,而在于成果。”對每個管理學者而言,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動,就像德魯克先生傾力實踐他的使命一樣。我是這樣評價先生的,也是這樣要求自己的。

          研究會帶來什么?在管理學領域,研究可以解答實踐問題。我的研究致力于關注中國企業的實踐,那些存在于管理日常行為中的、對績效和成長有意義的、充滿鮮明個性卻又隱含著共性價值的各種真實案例。

          在我看來,如果不能真切地觀察、理解并融入其中,是無法真正理解管理本身和管理理論本身的。管理研究的對象不僅是管理本身,同時也是管理研究及理論在管理實踐中的位置、它們對日常管理生活的意義、它們在日常管理生活中的功能,尤其是它們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本身,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彰顯著管理理論及研究的價值。

          如果作為管理研究學者,未關注到這些真實的管理對象,未能真正接受和理解這一事實,我們又怎么可能真正擁有對管理理論與知識的自信呢?

          波提舍說過一句讓我記憶深刻的話:“對不引人注意之事的虔敬”。每每想到這句話,我也總是對企業實踐充滿敬意,我幾乎一半的時間都在與實踐者交流、與實踐對話,這些交流與對話,讓我從實踐的視角去看待管理問題,正如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的警言,即我們不能隔岸釣魚。

          我也同樣要求自己拿出另外一半的時間保持與實踐的距離,因為我把自己定位于一個研究學者,定位于一個讓理論與研究創造價值的人,如果我完全陷入具體的日常管理中,這會導致我因缺少必要的時間和距離,無法去反思實踐、找尋理論的價值,或者只是滿足于解決個案,滿足于具體的實踐績效,而陷入經驗主義中。

          珠江三角洲企業的實踐給了我莫大的幫助,這里有大量的企業實踐、創新和可見的績效。這里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集群的功效,讓我既可以看到企業成功的個案,也可以理解產業價值鏈的集合成效;讓我既可以了解非經濟因素的作用,也可以感受每一次外部環境變化對企業成長的影響。
          珠江三角洲的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集群的功效,讓筆者既可以看到企業成功的個案,也可以理解產業價值鏈的集合成效。

          只要我踏實地走在這片土地上,這里的企業實踐總會以它們的鮮活事例,給我的研究以支撐和啟示,甚至我的很多觀點完全是因為它們而得出。

          保持對實踐的敬仰,又堅守理論的自信,這就是過去接近30年的研究帶給我的幫助。正是這個幫助,讓我可以安靜、持續地做研究,與中國本土企業成長互動,可以呈現自己的思考和觀點,并與企業實踐進行深度對話,去解答實踐中的問題。

          研究學者會帶來什么?

          在我的學生時代,閱讀過《大學》《論語》《道德經》《金剛經》《易經》和《六祖壇經》等,這些經書典籍的閱讀,在當時我并不能夠完全理解,只是因為閱讀變成習慣,保持了下來。

          但是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不期然的、積極投入的閱讀,已經把這些經典沉淀在我的認知和秉性里,我早年并不理解的典籍,已經在多年前埋入了改變我人生的種子。

          時至今日,這些看似遙遠的典籍,卻真實地解決了今天世事的苦惱與問題——怎樣與自然相處?怎樣與變化相處?怎樣與人相處?怎樣去發現和想象美好?選擇怎樣的生活?讓我在今天,能夠去理解“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和“如何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思維方式和可能性。

          借助于懷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的一段話來說明我的想法,他寫道:“要用充滿想象力的視角去看任何人類組織的約束力,用充滿同情的眼光去看人類天賦的局限性以及喚起服務忠誠度的條件。要掌握一些養生規律、疲勞規律和保持持久耐力的條件的知識。要富有想象地理解工廠的社會影響。要對科學對現代社會的作用有充分的概念。要懂得對別人說‘不’或是‘好’的原則,不是出于盲目的固執,而是出于對相關可選擇的方案經過理智的評估后得出的堅定回答。”

          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還是有關現代大學教育作用的詮釋,都幫助我們認識知識的魅力和對價值的理解。《獨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遜曾說:“我們相信最終會證明,人是可以受理性和真理支配的。”

          先賢把知識比喻為一個代代相傳的火炬,照亮人類前行的路,并指向人類的理想。人類的自信心是由人類社會在獲取知識進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產生的自豪感,如果回顧人類的發展歷程,進步的地方通常是那些知識空前繁榮的地方。

          懷特海繼續寫道:“學者的作用是喚起生活中的智慧和美,……一個前進中的社會需要依靠這三類人:學者、發現者和發明者。它的進步也依賴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中的受教育人群由同時具有些許學識、發現能力和創造能力的人組成。我在這里用的‘發現’,指的是關于具有高度一般性的原理方面的知識進步;‘發明’,指的是根據當前的需求,一般原理以某些特殊方式進行應用的知識進步。”

          研究學者會帶來什么?在管理學領域,研究學者帶來了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的完美組合。我從這個組合中獲益良多。

          我之所以能夠享受管理研究與管理實踐之間的自由切換,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

          一是理論研究與教學,讓我得以了解較為完整的知識體系;更多的閱讀讓我了解到豐富的案例和文獻,讓我可以隔開一定的距離理性地面對問題,并了解其中的關聯與相互影響。

          二是承擔具體的企業績效成長,讓我得以面對各式各樣的實際問題與挑戰,并與同事們尋找一個又一個解決方案,從而取得績效實現目標;承擔具體的績效成長,讓我得以承受壓力而去感受管理者真實的立場和角色,從而要求自己做出理性決策并承擔責任。

          我明確意識到這種組合的完美,我們去看管理經典理論產生的背景和緣由,不難發現,那些貢獻了經典管理理論的研究學者,無不是把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完美組合的人。

          Coloquitt和Zapata-Phelan回顧了1963年到2007年在AMJ雜志上發表的667篇文章,發現管理學領域中的大部分理論都是在20世紀50~80年代之間發展出來的。因為這個時期是歐美經濟快速發展、工業化進程非常高的時期,管理實踐層出不窮地創新。

          以前,從來沒有過一家工廠可以有十幾萬人,大工業革命時代成為現實;從來沒有過一個小的組織單元可以全球分布;也從來沒有過用績效來獲取收益的職業經理人。

          所以我們會發現,實踐上做出一堆創新,研究上就會貢獻出一堆新理論。管理研究和管理實踐本身的合一,造就了非常多具有影響力的、改變世界進程的管理理論。這些理論學者共性的地方是密切觀察,并親身經歷了他們那個時代的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已觀察到的各種組織形式和實踐的變異,具有很深的感受和困惑,然后試圖去解答它,而且幸運的是,他們解答出來了,也就出現了相應的管理理論,因此研究與實踐是本源歸一的。

          所以,管理研究學者的基本價值取向:理論研究與實踐經驗不能分離,研究主題的選擇要基于某些管理實踐中的問題并包含著對現實的啟蒙。就如《浮士德》里的句子:“如果你們沒有感覺,你們就不能有所追求!”在具體責任下,對決策結果的理解是最真實的。
          當你需要對幾萬人的成長負責、對每一位顧客負責、對每一分錢的投資負責、對利益相關者和社會負責時,對管理決策本身的理解是極為深刻清晰的,而由此對理論價值的闡述和界定也是深刻清晰的。
          就如泰勒對生產效率的理解、波特對成本與競爭優勢關系的理解、德魯克對知識員工價值創造的理解,他們都是把自己置身于真實的管理實踐中,尋找到有效的答案——將實踐經驗升華為理論知識。
          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對實踐原理下了定義,在他看來,所謂實踐原理是包含意志決定的一些命題,這種決定在自身之下有更多的實踐規則。當主體認為條件僅對自己的意志有效時,這些原理是主觀的,或者是準則;當主體認為條件是客觀的,對每個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均有效時,這些原理是客觀的,或者就是法則。

          這些話的意思其實就是說,只有這些實踐原理對每個理性存在者都是客觀有效的,才能夠成為普遍受用的法則,否則就是準則,這些準則只能主觀上受用。

          康德還明確指出:“實踐的規則始終是理性的產物,因為它指定作為手段的行為,以達到作為目的的結果。”我試著去理解康德、去理解實踐理性,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研究學者的價值與意義。

          研究學者必須強調學術性,必須能夠運用抽象、理論性的表述,準確的引文以及規范性訓練,這是基本技能,但這不是學術本身。即便是詹姆斯·馬奇(James G.March),一個被譽為一以貫之的數理科學傾向的學者,其核心也是一直圍繞人類的各種決策過程和問題的解決過程,以及這些過程在不同組織中的表現和意義。

          研究主題的選擇要基于某些管理實踐,以及現實中的問題并包含著對現實的啟蒙,這就是研究學者能夠貢獻的價值。

          《墨經》上說:知,接也。人的知覺,是與外面物質界接觸而生。我依然覺得自己幸運,可以與中國企業的實踐界充分接觸,從而有機會感受管理理論知識的意義與價值,并借助課堂將其傳遞出去,從而見證和參與了一些企業的成長和發展。

          重新創造“道”

          在過去40年中國企業成長的過程中,管理研究與管理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并貢獻了價值,但是在學界和實踐界也一直質疑管理研究是否對管理實踐真正發揮了應有的價值影響。

          我依然堅持認為管理研究與管理實踐是合一的,并確信管理理論能夠解決管理實踐的問題,管理學界不需要質疑,只需要讓自己的研究面向企業實踐,面對現實問題并啟蒙現實。

          對中國企業來講,我們來到了一個最重要的時代機遇點。我們在改革開放前40 年里一直都在跟隨西方先進企業,并沒有太多的優勢,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技術、人才和資本積累上,都無辦法去跟傳統的強國企業去競爭。但是,如今互聯網技術使數據、協同、智能等全新的生產力要素能高效組合在一起,也就重構了整個商業系統。

          今天,無論是中國企業還是世界企業,都重新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在這一點上,已有很多中國企業的確做到了。在2018世界 500 強的名單中,無論是中國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在彰顯著它們的中國力量,越來越多的企業進入世界 500 強的排行榜。

          再看看中國很多的優秀產品及創新模式案例,甚至可以說中國企業正在悄然地改變著世界。不僅僅是在規模和市值上,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中國企業開始真正去創造一些全新的價值,這個價值跟人類所追尋的美好生活相關,蘊含著生活的意義。

          如果說中國企業已經來到最好的時代機遇點上,這也同樣意味著中國管理研究已經來到最好的時代機遇點上,說到致敬改革開放40年,我們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站在這個時代最好的機遇點上,昂然走出一條全新的道路來。

          作者系北京大學王寬誠講席教授,國家發展研究院BiMBA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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